首长的车,告状是成功了,赵大头的饭碗肯定也砸了。
因为这次失信,李雪莲对赵大头有愧疚,但也有了戒备,所以后来她和赵大头几乎成好事,却在赵大头的私心面前,再次失去了信任。
第四步,是告状成功,首长发火,压力从上至下,市长县长法院院长都撤职换了一拨人。按说应该解决李雪莲的问题,但都看到了,人可以撤,假离婚这事没解决,等于官方再次失信。
最吊诡的是,李雪莲为什么告状,已经不再是焦点,焦点是不能让她再告状了,特别是不能再去燕京。即便是首长都已经拍了桌子,撤了官员,老百姓告状的权利似乎还是没回来。不解决,不声张,这是官场体制对上对下的失信。
第五步,就是谁也不信谁,事情成了死结。李雪莲说今年不告状了,官方不信,非要让她给个书面保证。官方说我们帮你解决问题,李雪莲不信,要解决就只能上燕京。
法院的贾聪明副庭长,不想着走正常法律途径,而是找赵大头骗李雪莲结婚,把假离婚这事给按下去。
赵大头虽然真爱李雪莲,但有自己的小算盘,所以败露之后,一点解释的机会都没有。
李雪莲进了医院没钱缴费,说找亲戚借钱,救护车司机不信她,一路催促。
等县长等人找到李雪莲,第一件事是先赶走了救护车司机,医院没拿到钱,李雪莲也忘了这事。
只有秦玉河死了,这个意外是真的,谁都没法不信,于是告状没了理由,信不信,大家都松了一口气,事情稀里糊涂的解决。
但如果回头看,事情的起因,李雪莲应该是自作自受,因为这个失信的循环,起于她。
是她提出假离婚,试图欺骗法律和国家,把事情走到了死胡同里。个人与国家的相互失信,是一个循环。
在这个故事里,没有谁是完全干净的人,即便是最被同情的李雪莲也不是。一个无法区分好人坏人,让人说不清谁对谁错的故事,但这个故事里的每个人,都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每个观众的影子。
所以,它更有现实价值,整个社会阶层中流行的虚伪,相互的欺骗,可做而不可说的“失信”,就是这个荒诞故事的内里成因。
这也是刘震芸编故事的一贯手法,往往先从家庭开始,原本应该最亲的人,相互欺骗失信,用一个谎言弥补另一个,谎越来越大,最后搞成了灾难。
《手机》是这样,《一句顶一万句》是这样,《我不是潘金莲》格局更大一些,从家庭外延到社会体制,还是在说这个问题。
家庭是社会的细胞,最基本的组成单位。如果家庭总是出这样的问题,那社会的病也应该不轻,更勿论矛盾最集中的官场。原本应该依法治国的社会,最后只能靠意外来解决问题,一切都成了笑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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